溥仪全名爱新觉罗溥仪人称末代皇帝溥仪。字耀之，号浩然。也称清废帝或宣统帝。他是道光帝旻宁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长子，母亲苏完瓜尔佳·幼兰。1909年到1912年。1917年7月1日到1917年7月12日两次在位。
溥仪
人物生平编辑
冲龄登基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正月14日出生在北京醇亲王府。是清宣宗道光帝的曾孙，醇贤亲王奕譞与侧福晋刘佳氏之孙，摄政王载沣与嫡福晋苏完瓜尔佳·幼兰。[3]苏完瓜尔佳氏是慈禧的心腹重臣荣禄的女儿，慈禧很喜欢收养在宫中，就把这个瓜尔佳氏指婚给载沣。时载沣的生母刘佳氏已为他定亲，奏告慈禧太后。慈禧坚持给载沣指婚，刘佳氏只有将儿子已订婚之福晋退亲。“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就想着废掉光绪，光绪又没有儿子，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12月24日，慈禧太后懿旨由载漪的儿子溥儁做“大阿哥”，将来继承同治为嗣，兼祧光绪皇帝为嗣。[4]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慈禧废除“大阿哥”这个名号。废除称号以后慈禧年龄越来越大，光绪帝又没有儿子。此时慈禧和光绪帝的关系非常不好。
光绪三十四年冬（1908年），光绪帝载湉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消息传来，醇王府顿时发生一场大乱。溥仪的祖母老福晋刘佳氏刚听完载沣带回来的的懿旨就晕厥过去。未来的皇帝溥仪连哭带打不让内监抱走。溥仪的乳母王焦氏抱着溥仪一起进宫。11月14日光绪帝去世，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过继于同治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一人祧两房[5]。尊祖母慈禧太后为太皇太后。是日，慈禧太后病逝[6]。尊封文宗祺贵妃佟佳氏为皇祖祺皇贵太妃（端恪皇贵妃），穆宗瑜贵妃赫舍里氏为皇考瑜皇贵妃（敬懿皇贵妃），珣贵妃阿鲁特氏为皇考珣皇贵妃（庄和皇贵妃），瑨妃西林觉罗氏为皇考瑨贵妃（荣惠皇贵妃），大行皇帝瑾妃他他拉氏为皇考瑾贵妃（端康皇贵妃）。并颁布大行皇帝的遗诏。此时安庆发生兵变，被清军剿灭。[7]11月，颁大行太皇太后遗诰。诏四时祭飨祝版，醇贤亲王称曰“本生祖考醇贤亲王”，嫡福晋称曰“本生祖妣醇贤亲王嫡福晋”。12月2日，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太后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8]加庆亲王奕劻以亲王衔并世袭罔替，贝勒载洵、载涛加郡王衔。[9]并且设立禁卫军，命贝勒载涛、毓朗、尚书铁良专门管理训练。[10]命张之洞兼督办川汉铁路大臣。
三载皇帝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设置呼伦贝尔沿边卡伦。重整海军，命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筹划重整海军的事宜，命庆亲王奕劻总司稽查事务。罢免铁良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1]闰二月，下诏责成预备立宪，避免部臣、封疆大吏因循敷衍，逃避责任。[12]命前内阁学士陈宝琛总理礼学馆。3月，再次裁撤奉天巡警道。增设洮昌等处兵备道，临长海等处分巡兵备道。改奉锦山海关道为锦新等处兵备道兼山海关监督，东边道为兴凤等处兵备道。6月，免去庆亲王奕劻管理陆军部事务之权。[13]吕海寰被罢，以徐世昌充督办津浦铁路大臣，沈云沛为副职。[14]8月，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进日本司法制度考等书。
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同盟会发动广州新军起义，失败。[15]2月，下诏让新噶勒丹池巴罗布藏丹巴代理前藏的事务。[16]葛宝华死后，调荣庆为礼部尚书，以唐景崇为学部尚书。3月，王士珍因病被罢免，命雷震春署江北提督。[17]革命党人汪兆铭（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密谋以炸药刺杀摄政王，被发觉后逮捕下狱。[18]7月，贝勒载涛上奏考察各国军政的结果。[19]以毓朗、徐世昌为军机大臣。9月，资政院举行开院典礼，监国摄政王载沣亲自前去并且颁布训词。[20]10月，下诏改于宣统五年开国会，并且命溥伦、载泽充纂拟宪法大臣。[21]11月，庆亲王奕劻上奏请求免去军机大臣及总理外务部的职务，皇帝下诏挽留。资政院请求下达剪发易服的上谕。[22]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清廷一片慌乱。溥仪下《罪己诏》。派陆军大臣廕昌率北洋军队两镇南下，同时命海军驶入武汉江面配合陆军作战。但廕昌指挥不动北洋陆军。在“养病”的袁世凯，一直密切注视局势的变化，同在北京官场和北洋陆军中的心腹徐世昌、段祺瑞等保持着联系，对政局了如指掌。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帝国主义的仇视，各国公使一致促请清廷起用袁世凯。清廷不得已任命袁为湖广总督，令其督师南下。袁以脚病未好为借口，不肯应命，暗中却操纵北洋军怠战，并提出组织责任内阁，给他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等条件，要挟清廷。清廷被迫召廕昌回京，任命袁为内阁总理大臣和节制水陆各军。袁在彰德“遥领圣旨"，下令北洋军向革命军进攻。11月2日攻下汉口后，即按兵不动，而后带卫队抵京。16日组成责任内阁，迫使载沣辞去监国摄政王职务，袁世凯总揽政府大权，接着便下令北洋军猛攻汉阳，炮击武昌。[23]南北内战爆发后，华南地区各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朝中央，但清廷仍控有数个北方省份。最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密约，若袁能使溥仪退位，就让他担任大总统。袁世凯便一面胁迫，一面劝说好让溥仪退位。袁世凯一面施加压力，一面提出优待条件作为诱饵。南北和议代表先后举行了5次会议。除讨论军队停战和政权体制问题，还议定了溥仪退位的优待条件。经多次磋商，双方达成优待清室条件八条：清室退位后暂居官中，日后移居颐和园；仍用皇帝尊号，民国政府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每年提供400万两的费用；特别保护皇家私有财产等等。[23]
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临朝称制，以太后名义颁布《退位诏书》，溥仪退位。退位诏书中说：“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24]民国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待条件，承诺每年支付清室费用400万两银元，新币发行后，改为400万元，民国政府同意溥仪暂居紫禁城，史称“逊清小朝廷”。[25]
宫内生活
主词条：张勋复辟
紫禁城时期，溥仪虽然已为退位皇帝，但仍住在紫禁城内，生活费用由民国政府拨给，照旧过着皇帝的生活，其御茶膳房仍保留。所以，在用膳的奢侈，排场程度上毫不逊色从前皇帝生活。[26]民国元年（1912年）9月10日，隆裕太后为六岁的溥仪请了师傅，开始读书。书房先设在中南海瀛台补桐书屋。曾是慈禧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众多的师傅中，陆润庠、徐坊、陈宝琛、朱益藩和梁鼎芬先后教汉文，伊克坦教满文。在读书的六、七年里，溥仪学的主要是十三经、古诗、古文以及《大学衍义》、《朱子家训》、《庭训格言》、《圣谕广训》、《御批通鉴辑览》之类，没有学过算术，也没有学过地理、历史。[23]
民国二年（1913年）元旦，袁世凯派人给溥仪拜年，对小朝廷仍然效忠。2月22日，隆裕太后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谥号孝定景皇后。溥仪退位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有内监，故臣赠谥，不改衣冠。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27]
民国三年（1914年）11月，民国参政院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逊清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七条“善后办法”：其一、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令抵触行为；其二、用民国纪年；其三、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其四、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其五、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其六、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其七、裁内务府、慎刑司。
民国六年（1917年）6月14日，前清遗臣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定武军4000人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7月1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7月3日，段祺瑞出兵讨伐，12日，张勋逃入荷兰大使馆，次日溥仪宣布第二次退位。复辟期间曾有1架共和飞机在紫禁城上空投下小炸弹，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使当时的建筑轻度损坏。这被认为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
北京政变
民国八年（1919年）2月22日，大英帝国苏格兰籍军官庄士敦至北京紫禁城，担任溥仪帝师，教育溥仪英文、数学、世界史、地理。溥仪因此眼界大开，开始穿西服，并且剪辫，但是遭到陈宝琛、郑孝胥等保守人士的反对。溥仪本人离开紫禁城的愿望更为迫切。他一方面是受了英文教师庄士敦的影响，希望能出洋留学，另一方面他“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28]他甚至和溥杰、庄士敦秘密制定了逃出紫禁城的计划，只因王公闻讯阻止才未实现。[29-31]
民国十年（192
1年），溥仪与端康太妃（瑾妃）因范一梅辞退事件，爆发激烈冲突。原本二人关系不错，端康太妃在四位太妃中年纪最轻，思想也比较开明，隆裕太后去世后一直被溥仪称为“皇额娘”。溥仪的祖母刘佳氏和生母苏完瓜尔佳氏一同被端康太妃召入宫中，受到训斥。幼兰因个性极强，受不了这个刺激，从宫里回去后就吞鸦片烟自尽，时年37岁。这件事给溥仪造成的打击很大。
民国十一年（1922年）11月16日开始几乎每天必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他以鉴赏为名，调阅清宫收藏书画。12月1日，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作画、弹琴，或捏泥人、养狗、养鹿，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22日夜，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突然倒戈回京，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导致了吴佩孚的垮台。这一政变对缓终结束北洋军阀的统治客观上起了进步作用。但冯玉祥很快发现他又处于旧势力的包围之中，“革命”举措步步维艰，[33]于是，索性于11月5日，无视优待条件，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获得大量宫中财物，历史上称这为“北京政变”。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的居处），继而于11月29日又逃进日本公使馆[34]。次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对外界宣布“容留”溥仪。[35-36]
津门风雨
面对国民军的步步紧逼，曾经为帝的溥仪是难以忍受的。北京政变是
一个重要的转折，他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如何能逃出国民军的监视，尽早远走高飞，准备复仇。对此时的溥仪来说，离开眼前这个是非之地才是当务之急[37]。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溥仪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谋划“复号还宫”，再次复辟，是为“后逊清小朝廷”。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章都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满洲国造势。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到了天津的溥仪，就放开了手脚，打破了自己在紫禁城时的种种陈旧规定。溥仪把大量的金钱都花在了如何装扮自己上，用外国的衣饰来装扮自己，带着自己的一妻一妾出入各种场所。西方的文化，已经慢慢的侵蚀了溥仪。而且，在天津的溥仪似乎又找回他清朝皇帝的感觉，在外国租界里，他受到了极高的待遇，不仅在这些外国人当中恢复了自己皇帝的称呼，一些只对外国人开放的场所还特殊为他开放，他充分的享受着他“特殊华人”的殊遇和荣耀。对溥仪来说，保持现有的生活状态，
甚至是超越，只能通过恢复自己的地位来实现，而这一切，在溥仪不断形成的复辟思想中，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38]
溥仪在租界期间受列强尊重，这些国家领事、驻军司令尊称溥仪皇帝，在溥仪生日的会到场祝贺，并在各国国庆等节日的时候邀请溥仪出席。[39]通过庄士敦，溥仪认识了英国的领事和驻军司令，并辗转的认识许多人。尽管各国给予溥仪足够的礼遇，但真正能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援的却寥寥无几，很多国家都只是处于政治的需要时才想到他这个前清皇帝。[40]对于到访的军阀，无论大小都积极与他们接触，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从中获取支持。然而在天津的几年里，让溥仪的自尊心不断的受到打击，各方势力的冷谈又让溥仪想到了一直庇护他的日本。为了进一步说服溥仪，日本方面派出了土肥原贤二来游说溥仪。尤其是他们提出新国家是溥仪做皇帝的帝国，这个诱人的条件使得溥仪再也按捺不住，几乎毫不犹豫的同意了土肥原贤二所开出的所有条件，即刻动身去东北[37]。
担任执政
主词条：九一八事变
从1925年到1932年，溥仪在天津生活了七年，这七年是他在各派遗老、各种主意之间摇摆的七年，也是他积极活动、寻求复辟的七年。对于与日本相互勾结以实现复辟的梦想，溥仪并不否定，他曾说：我在日本公馆里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后，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将来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我拉拢军阀、收买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见效之后，日本人在我的心里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34]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并很快占领了全东北，为日本实现分裂中国、建立傀儡政权奠定了军事基础。溥仪于同年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的帮助下从天津潜赴旅顺，不久到奉天。[41]民国二十一年（大同元年、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
溥仪自是年3月1日至民国二十三年（大同三年、1934年）2月18日任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42]3月6日，清朝废帝溥仪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秘密来到“汤岗子温泉”，并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代表板垣征四郎签定了“汤岗子温泉密约”，密约内容主要包括：“（一）满州国的治安维持及国防委以日军；（二）国防上所必需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路的管理及新建均委以日本；（三）任命日本人为满州国参议，中央、地方的官署也要任用日本人。他们的选任、解任需经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四）以上宗旨及规定是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的基础。而溥仪在这封书信上所签字落款的时间是3月10日，这是关东军为了使本书信有效化、合法化[43]。[44]
傀儡皇帝
主词条：满洲国
民国二十三年（康德元年、1934年）3月1日，溥仪在“新京”南郊杏花
村举行登基典礼，改国号“满洲国”为“大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元“康德”。还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42]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率日本200多名官员出席仪式，并与出任“满洲帝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换文，表示当场予以承认。溥仪作为当时亚洲一个政治人物两次登上《时代》周刊，特别是该周刊有关“解决远东危机的四个人”的画像中。
民国二十四年（康德二年、1935年）4月6日，溥仪首次访问日本东京都。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6月26日，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东京都，日本昭和天皇裕仁亲自迎接。据美国《历史》杂志报导，民国二十九年（康德七年、1940年），溥仪秘密联系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希望能逃亡萨尔瓦多，摆脱日本人控制。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返国后，将溥仪的意愿报告给萨尔瓦多总统马丁内斯。正好马丁内斯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认为溥仪前往萨尔瓦多是上天的安排，便不顾与日本关系恶化的危险，亳不犹豫地答应了溥仪的请求。马丁内斯认为和溥仪都是蚂蚁转世，他曾对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说：“杀死一只蚂蚁，比杀死一个人罪行严重得多！”
民国三十年（康德八年、1941年）10月，又有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到达新京特别市（今吉林省长春市），溥仪把逃亡萨尔瓦多的计划告诉了一名满洲国禁卫队军官，打算让满洲国禁卫队护送自己前往萨尔瓦多大使馆，然后再装扮成大使馆职员逃离满洲国。没想到的是，满洲国禁卫队早被日本关东军收买，那名禁卫队军官向日本关东军告密，溥仪逃亡计划完全失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立即派出宪兵队，将萨尔瓦多外交代表团人员驱逐，关闭萨尔瓦多驻满洲国大使馆和数间萨尔瓦多驻满洲国贸易公司以作惩罚，从此萨尔瓦多中断与日本的外交结盟关系。日本关东军人员前往满洲国宫内府向溥仪提出威胁性交涉和斥责。
战犯岁月
主词条：八月风暴行动
民国三十四年（康德十二年、1945年）
被苏军俘虏的溥仪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进攻满洲国，满洲国政权覆灭。[45]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投降，溥仪颁布《退位诏书》。[46]8月19日，溥仪在沈阳东塔机场候机，准备前往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的候厅室被苏联红军空降逮捕[47-48]，留在通辽至8月20日。[49-50]8月21日，溥仪被1架杜格拉斯载到苏联赤塔一号军用机场，被囚于莫洛可夫卡30号特别监狱直到11月初。[51]后被拘押在伯力45号特别监狱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52-53][54-55]
然而，在拘留所里受到优厚的待遇，令溥仪多次上书向苏联表示愿意永久居留苏联[56]，请求加入苏联共产党，但也有推测认为有可能是溥仪害怕日后追究责任，故而申请永居。[57-58]
1947-1948年，溥仪被前苏联转移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看守所里，他
仍享受与其他被拘人员不同的生活待遇。如仍可单独用餐，不必参加劳动，甚至不用打苍蝇、蚊子。[59]
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言中，声称自己在任满洲国皇帝期间，完全为日本占领当局摆布，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做为满洲国元首相应的权力和尊严，是自己被日本关东军胁持到内满洲的。但是，被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后，溥仪承认由于惧怕日后被中国政府追究，作证时将部分责任推卸给日本方面（含如何到达内满洲），在部分涉及双方责任的地方皆有所保留。[59][53][60]
1950年7月30日，苏联通知溥仪引渡回中国时，他在45号收容所再次向翻译别尔缅阔夫提出留在苏联的要求[59]。8月1日，溥仪与其他满洲国263名“战犯”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受到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编号是981。[53][61-63]
获得特赦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明确提出溥仪等人是“大蒋介石”，对他们处理方式，只能是逐步地改造，而不能简单地处决。从这以后，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三年时光。其间，他认真进行改造，或者在东北各地参观游览，或者专心写前半生的自传，或者在高墙内的医务室以及房前屋后参加轻微劳动。[64]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已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随后，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特赦令》。然而，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别人的看法也差不多，都认为只有官小的、罪恶小的，才有可能首先被特赦。
1959年11月11日，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及随行部分僧俗官员，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会见了溥仪、阮振铎。[65]
1959年12月4日上午，抚顺战犯管理所首批特赦战犯大会召
开。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给特赦人员的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溥仪特赦后，在妹妹家住了半个月以后，溥仪搬到了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里。[64]
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2月18日，溥仪正式上班。第一个月，溥仪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分配到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64][66]
1962年4月30日，溥仪与朝外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结婚。[64]
1964年，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6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8月下旬，溥仪家里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溥仪被迫参加劳动改造。[64]后因周恩来将溥仪列为保护对象之一，并未遭到文革冲击。[67]12月23日，溥仪因患尿毒症，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64]
患病去世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
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去世。溥仪的遗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规火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5年，他的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葬于北京西南120千米的河北省易县华龙皇家陵园，溥仪墓在清西陵附近。[67]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的称呼都是宣统帝或者清废帝、末代皇帝、逊帝等，因为他没有庙号和谥号，他去世时是平民身份，所有没有谥号。但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于1967年给溥仪上了庙号“宪宗”和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68]但溥仪所谓的谥号，庙号并不算是正式的谥号、庙号，这个庙号和谥号是家族内定的，未获国民认可。
为政举措编辑
政治
丁巳复辟
民国六年（1917年）五月，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带3000辫子军入京。六月三十日夜，张勋等潜入故宫，与陈宝琛等会议，将复辟事告知前清宗室。七月一日凌晨，张勋率康有为、王士珍等50余人进入宫中。溥仪将当天改为宣统九年。溥仪连发九道上谕封官授爵：封黎元洪为一等公；授七位内阁议政大臣，他们是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授各部尚书：梁敦彦为外务部尚书、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王士珍为参谋部大臣、雷震春为陆军部尚书、朱家宝为民政部尚书；授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授赵尔巽等为顾问大臣；授原各省督军为总督、巡抚；授张勋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仍留北京；冯国璋为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等。七月二日日，授瞿鸿等为大学士，补授沈曾植为学部尚书、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劳乃宣为法部尚书、李盛铎为农工商部尚书、詹天佑为邮传部尚书、贡桑诺尔布为理藩部尚书。要求全国“遵用正朔，悬挂龙旗”。当天，北京街上出现大门挂龙旗的现象。
七月十二日，段祺瑞率领的讨逆军进入北京，张勋的军队兵寡失败。张勋逃到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内。溥仪的师傅和父亲替他拟好批准张勋辞职的谕旨和退位诏书。
满洲国“皇帝”
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于民国
二十一年（1932年）九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成立伪满洲国，自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的两年间溥仪在满洲国执政。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日伪军的扶植下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三月一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清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溥仪兼任伪“满洲帝国”陆海空军大元帅、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名誉总裁。满洲国成立后，根据事先的安排，溥仪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使得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满洲国。[42]
关东军为了对外保持“满洲国”的“国家”样子，在“形式”和“礼仪”上也较为注意维护溥仪的“皇帝”尊严。安排溥仪外出巡幸。伪满14年间，溥仪曾到过奉天、吉林、哈尔滨、大连、旅顺、鞍山、本溪湖、安东、间岛、牡丹江、齐齐哈尔、佳木斯、锦州、阜新、葫芦岛、札兰屯、王爷庙、海拉尔等地。让溥仪以“满洲国”大元帅的身份参加“大典观兵”和“大典观舰”等军事检阅活动。但“满洲国”的一切行政大事，溥仪既没有决定权，也没有否决权。[69]
外交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已经就任满洲国“皇帝”的
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乘坐比睿号战列舰访问日本。作为合作的标本，日方为这次访问下了不少工夫，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挥舞小旗欢迎的日本民众，表现“日满和谐”的姿态来。[70]
对于这次访问，日本做了周密安排，组成了以枢密院顾问林权助男爵为首的14人接待委员会，军部派出“比睿”号战舰和多艘护航舰来大连迎接。溥仪登上日本战舰，检阅了日本“球摩”第12、15驱逐舰队。溥仪一行到达日本横滨后，乘火车前往东京，日本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随后溥仪由秩父宫陪同，乘宫廷仪装马车，来到天皇裕仁当皇太子时居住在赤坂离宫下榻。在日期间，溥仪先后检阅了日军近卫师团、羽志野骑兵第二联队及战车第二联队，并到曰陆军第一卫医院慰问了日本伤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