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国民革命军将领。是一位抗日名将。追求进步的国民党员。傅作义的下场：傅作义投诚后曾要求所部参加抗美援朝，但是仍被剥夺军权，最终当起了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

抗战之前

早年经历

1895年6月27日（农历5月5日午时）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荣河县（今临猗县孙吉镇）安昌村。

1905年，入荣河县立小学堂，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均名列前茅。1908年入运城河东中学堂。

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受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是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起义，傅担任起义军学生排排长，随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赴娘子关抵御清兵。

1912年，傅作义由太原陆军小学保送入北京清河镇第一陆军中学，除学习军事课程外，对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城皋之战、孙曹赤壁之战等，产生浓厚兴趣。

1915年，傅以优异成绩毕业，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所有步兵四大教程及射击、马术等，考试成绩均优。

参加晋军

1918年9月，傅作义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到山西，参加阎锡山的晋军，任山西陆军第1混成旅（旅长商震）第1团（独立炮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少尉见习官。

1919年1月，调升步兵第10团（团长蔡荣寿）中尉排长。11月升任第2营上尉营。

1921年3月，升任第10团少校团副兼技术队队长。

1922年，升任少校团副兼团技术队队长，负责全团技术训练。1923年任营长，经常把自己的薪金补贴在练兵上，得到官兵的信赖。[1]

1924年8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阎锡山配合直系，率晋军攻占石家庄。傅作义营担任警戒任务，表现出色，得到晋军前敌总指挥张培梅的嘉许，力保其升任第4旅第8团团长。10月，直军将领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组为国民军。

1925年1月，调升第4旅（旅长谢濂）第8团上校团长。

1926年9月，升任第2师（师长孔繁蔚）第4旅（辖两团）少将旅长。12月第4旅扩编为第4师（辖一旅一团），升任中将师长。

1927年1月，直奉联合晋军进攻国民军。平绥铁路上的天镇，是国民军的必经之路。晋军派傅作义第8团驻守天镇阻国民军宋哲元部历时三个月的攻城，未能将天镇攻下，由此显露了傅作义守城的才能，战后被擢升为第4旅旅长，旋又升第4师中将师长。

1928年南北统一。傅作义则率第4师附炮兵团奔袭涿州。10月初，傅作义利用奉军换防之机，从太原深入奉军腹地，一举占取涿州，造成对奉军的致命威胁。可是晋军各主力部队迭告失利，纷纷撤离京汉、京绥两铁路线，涿州成为孤悬于奉军包围中的唯一据点。傅作义只得采取固守待援之策。傅作义以不足万人的无援之师，死守涿州达百日之久。阎锡山鉴于死守涿州已无意义，在各界劝和声中，遂授意傅作义与奉军停战议和。经过往返折衷，谈判告成。12月30日，傅通电宣布：“停止军事行动，将所部挺进军改为国防军，不再参加内乱”（《国闻周报》第五卷第二期）。1928年1月12日，第4师残部7000人出城接受奉军改编。

涿州之战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城市攻防战中著名一役。它虽然是一场军阀混战，傅军也迫于客观形势接受改编，但傅作义能攻善守的军事才干却得到军事界的公认，由此使他一举成名。[2]

中原大战

涿州战役后，傅作义在保定被张学良软禁，1928年4月25日经友人侯少白、崔笑如等帮助，潜逃天津。同年6月4日，国民党蒋、冯、阎、桂四大派系联合“北伐”告胜，南京国民政府特任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8月，阎任命傅作义为国民革命军第5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

1929年6月，升任第16路军（辖第16军、第17军、第43师）中将总指挥兼第43师师长。

1930年4月，第43师扩编为第10军（辖三师），升任第3方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2路军（辖第4军、第8军、第9军、第10军）上将总指挥兼第10军军长。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傅作义被任为晋军第3集团军第10军军长，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战事。6月25日率部进占济南，兼任济南行营主任，所部继续南下兖州、曲阜一线。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宣告结束，张学良得以接管华北，共节制晋绥军。年底，傅作义率部移防绥远。

1931年1月16日，因反蒋失败，第10军缩编为东北边防军第10师（辖两旅），降任东北边防军第7军（辖两师）上将军长兼第10师师长。6月17日边7军改称第35军，边10师改称第73师，改任第35军（辖第72师、第73师）上将军长兼第73师（辖两旅）师长。8月18日代理绥远省政府主席。12月28日实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部司令。[4]

抗日时期

积极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8日，傅作义与宋哲元等50余名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呼吁全国各方团结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力，共同奋斗”。

1933年1月3日，日军侵占山海关，揭开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5日，傅作义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抗日。15日，以绥远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号召全省同胞“奋起救国御侮”。25日，奉命率部由绥远出师东进，开赴抗日前线。2月上旬，傅部在张家口编组为第7军团，傅作义任总指挥，35军的番号暂改为59军。5月22日，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傅部阵地进攻。傅作义亲临指挥，全体官兵抱定有我无敌，有敌无我的牺牲精神，英勇抵抗。然而，正当傅军痛击顽敌，英勇苦战时，23日晚黄郛在北平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何应钦随即令傅部停止战斗，撤出阵地。傅作义接到停战撤退命令，无比愤慨，质问说：“怎么抗日还有罪？”坚持“只有日方先撤，我们才能撤，否则我们决不后撤。”经交涉双方同时后撤，傅才忿然下令撤兵。长城抗战的最后一战，就这样宣告结束。该战役击毙日军246名，中国官兵阵亡367人，伤484人。傅作义对阵亡官兵极感悲痛，后来特地派员将殉国官兵的遗骸护运回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安葬在大青山下，建立纪念碑，并将烈士名字刻于碑上，以寄哀念。

1935年4月3日，叙任陆军二级上将。6月27日获颁二等宝鼎勋章。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公然窜到归绥，活动傅作义主持华北亲日政权。面对日军在绥远的侵略、诱降活动和德王分裂祖国、叛国投敌的行径，傅作义怒不可遏。是年10月，傅到洛阳见蒋介石，坚决要求反击日军和蒙奸，以伸张民族正义。蒋介石要傅以忍让为主，非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对日作战。当得知德王在日军指挥下，准备分三路大举进犯绥远的消息后，傅认为到了“不得已时”，11月8日晚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军事部署。会上，傅对大家说：“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5]

11月15日清晨6时许，日本驻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500

0余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傅作义亲临集宁前线指挥，命令部队星夜奔袭，出敌不意，抄袭敌后。日伪军猝不及防，至18日上午7时许，全线溃退。红格尔图战斗以我全胜告捷。

1936年12月4日，傅军击退敌人反扑后，乘胜收复了百灵庙以东另一战略要点大庙。至此，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统领晋绥抗日军事全权。晋绥军共编第6、第7两个集团军，傅作义任第7集团军总司令。8月，傅率部参加平绥路东段作战。由于第68军军长刘汝明作战不力，加之傅部动作迟缓，未能给在南口、居庸关、延庆、怀来一线的汤恩伯部有力支援，平绥路东段各据点于8月下旬相继失守。9月，日军板垣第5师团由宣化南下攻取广灵，傅奉命在雁门关布防。日军以雁门易守难攻，倾主力向平型关进攻，傅部奉命驰赴平型关接替第6集团军。当日军向傅部猛攻时，适八路军115师伏击板垣师团预备队和辎重队，歼敌千余人，给傅部以有力支援。日军在平型关受挫后，由东条英机察哈尔派遣兵团突破茹越口。傅向阎锡山建议由晋军主力围歼孤军深入的东条部，然后向板垣师团反攻。阎为保存晋军实力，拒绝采纳，致使东条部占领繁峙县砂河镇，拊平型关我军侧背。9月底，傅部被迫向五台山、代县、涡阳转移，旋奉命开赴忻口地区御敌。10月，忻口会战开始。傅作义指挥董其武218旅夜袭敌板垣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并派部救援友军。忻口会战延续到10月下旬，历时23天，敌人遭受重创，被阻于忻口不能前进。此时，娘子关失守，太原告急，傅部奉命向太原集结。

1937年11月2日，阎锡山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提出保卫太原，依城野战的计划。实际上，阎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将晋军主力调往临汾等地，因此对于“保卫太原”，晋军将领个个缄默不语。傅作义虽知其不可为，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挺身而出，毅然请命。11月3日兼任太原守备司令部司令。

当时，傅部主力不过两个旅，虽训练有素，有一定的实战经验，但几个月来的南北转战，伤亡过半。仓促中扩充了部分新兵，又缺乏训练。6日，日军第5师团开始进攻太原城郊，驻防城外的军队纷纷溃退，倚城野战计划完全落空，傅部陷于独守孤城之境。7日，晋北和晋东的日军会合，在数十架飞机和数百门大炮及坦克掩护下，连续攻城。傅作义下定舍身报国的决心，激励部下英勇杀敌。并给荣河老家写信，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为国捐躯，义无反顾”。并以“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告慰国人和家人。[5]

在傅作义誓死如归的精神鼓舞下，全军将士咸抱决心，奋勇抗敌。8日敌突入城内，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接蒋介石撤退电令，傅作义率部突围，撤至石楼一带。太原守城之战，掩护了卫立煌、孙连仲、王靖国、陈长捷等部安全转移。日军虽侵占了太原，但也死伤惨重，无力继续南犯。

1937年12月，傅作义升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部（辖第35军、绥远省游击军）上将总司令兼第35军（辖第73师、第101师）军长。

与共相处

1937年底，傅作义受任第2战区北路军总司令，所部35军扩编为二师一旅，移防晋西北柳林镇，整军经武，以待再战。此时，傅部驻防区和陕北区八路军120师贺龙部隔河相望，双方信使往来不断。交换情报，建立联防。傅作义赞成共产党的全民抗战的主张，赞赏许多共产党员的品格和才华，对周恩来十分信服，多次拜会过毛泽东主席，并同王若飞、南汉宸等结为知友。后来傅部移驻河曲，还邀请八路军程子华、南汉宸及牺盟会的续范亭等举行会谈和聚餐，交流整军抗战的经验。毛泽东主席赠送他政治书籍和论述抗战的著作，对傅部尔后的整军抗战起了积极的影响。通过120师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帮助，延安陕北公学和抗大向35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员，使傅部的抗日力量得到充实。

1938年初，傅作义建立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委员会，自兼主任。总部设立政治指导室，指派周北峰为委员兼秘书，军队各级相应设立政治工作机构，其中许多负责人由延安派遣的干部担任。傅还制定了《北路军政治工作守则》，规定废除打骂士兵；实行经济公开；活跃士兵文化生活；帮助劳苦百姓，提倡军民合作；实行军政统一等等；制定了《十项纪律》，对行军、宿营、作战等方面的群众纪律作了具体规定。这些做法，密切了军民关系，受到老百姓的称赞，显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气氛。但却遭到阎锡山的忌恨，攻击傅“把部队带赤化了”，“35军已成为七路半了”。并密电蒋介石，提出要将傅作义撤换。

时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傅从此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返回绥远。他设长官部于五原，积极整饬军、政，除设立“动员委员会”，改组省政府外，1939年5月在百川堡亲自举办“抗战建国讨论会”（简称“抗建会”），轮训各级军政干部。参加人员有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先后举办五期，历时3月有余，对促进军政密切配合，壮大抗战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因此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责难，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从重庆到百川堡，以“考察”为名，要傅排除共产党。傅作义出于无奈，只得将各军政机构中大部分共产党员送回延安。

五原大捷

1939年12月，日军南犯长沙，为牵制和吸引华北日军兵力于塞北，傅作义主动请战，于19日夜，以35军为主力，配以骑7师，长途奔袭敌之重要战略据点——包头。大同各地日军调集重兵反扑。傅部完成牵制任务后撤回河套防区。此役往返行程近千里，历时半月，歼灭包头守敌两个团及援敌300至400人，毁敌坦克4辆。汽车60余辆。[6]

1940年春，日军狂言“膺惩傅作义”，从平绥、同蒲沿线抽调三万余人，汽车千余辆，由黑田重德师团长指挥，向绥西河套地区疯狂进犯。2月3日，侵占五原。傅作义又趁敌主力东撤后，于3月20日夜率部对盘踞五原之敌发起猛攻，血战两昼夜，收复五原。此役击毙水川一夫中将，大桥少佐等日军300余，全歼以桑原为首的特务机关，俘浅治庆太郎等50余人，歼灭王英伪军两个师，获战利品甚多。血战中，傅部也遭到重大牺牲，有的连剩下不到10人，营、连、排长伤亡过半。至此，连续150余天的奇袭包头、会战绥西、收复五原三战役，以五原大捷告终。五原大捷创国民党战区收复失地之先例。各党派团体纷纷发电祝贺，各大报刊发表文章，交相称赞。[7]

1940年4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致电傅作义嘉勉并为请勋。4月17日，国民政府继蒋介石之后，将第二枚最高荣誉奖章“国光勋章”授予傅。但傅作义认为，“五原大捷，乃所部全体官兵艰苦抗战，奋勇抗战的功绩，个人不应领此勋奖”，而加以拒绝。

主政绥远

1940年4月，傅作义患伤寒病赴重庆医治。7月返回陕坝，为实现“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着手对绥省政治、经济进行若干改革。

傅作义自1931年接任绥远省主席后，便向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提出“移民、实边、发展生产、巩固国防”案，并励精图治，整军经武，消解匪患，整顿税收、金融，疏浚河渠，发展工农业生产。1935年4月被南京国民政府授予二级陆军上将。至1937年，七七抗战时，绥远省社会基本安定，经济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财政税收增加，库存现金84万元，白银210万两，部队的装备和给养也有了改善，为绥远抗战准备了条件。

1942年5月4日，傅作义召集军政高级干部会，颁发职官十二戒条，规定：“绝不贪污腐化”，“绝不吸食鸦片烟、赌博”，“绝不蒙上欺下、弄权欺世”，“绝不接受人民下级馈赠”，“绝不与商人来往、不兼营商业”等等，违者给以惩罚。

1943年，傅作义提出“治军治水并重”的口号，发放农田水利贷款，大兴水利。长官都成立了水利指挥部，统一调配军工、民工。军工所修干渠达1700里，支渠超过1万里，水浇地面积达1000万亩以上，一时有“塞上江南”的美称。

1945年夏，傅作义请黄河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到河套，进行从宁夏石嘴山到后套的黄河流速、降波、河床变迁等一系列勘察。积累了珍贵的治理黄河的第一手资料。

傅作义主政绥远几年间，凡到过河套地区的人，都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确是绝无仅有的业绩。[1]

解放战争

配合蒋介石内战

1945年5月，傅作义赴重庆参加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升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

1945年早在8月11日，傅作义接受蒋介石东进受降命令，即宣布就任第12战区司令长官，成立12战区“复员委员会”，自兼主任，下设绥蒙、天津、东北三个组。15日，分兵绥远、察哈尔、热河，抢占已被八路军解放的县城。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9月下旬，北平行辕集中第11战区孙连仲部、第12战区傅作义部，共11个整编师7万人，从东西两面沿平绥路向张家口进攻，东北保安长官部一部兵力配合进出赤峰附近，以图将我活动于该地区的解放军围歼。我军在组织张家口保卫战中，由于判断失误，将主力置于平绥线东段，傅部得以乘隙袭占

张北，直逼张家口。10月11日，傅作义占取张家口，并受到蒋介石的特别嘉奖。

1947年1月，12战区改组为张垣绥靖公署，傅作义任主任，所部以35军为基干扩编成三个军，同时成立独立师、骑兵部队和地方保安旅、团、队等，以加强军事实力。12月2日，国民党政府明令撤销北平行辕，及张垣、保定两个绥靖公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任傅作义为总司令。

傅就任华北“剿总”后，采用分区防御方针，集中主要兵力维护各战略要点，以确保平津保三角地区。是年底，晋察冀野战军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冬季攻势，达到逐步击破傅军平津保三角地区的防御，以部分兵力攻涞水。傅令35军主力南下增援，1948年1月中旬，新编第32师在涞水以东山地被我歼灭7000余人，新32师师长李铭鼎被击毙，军长鲁英麟在高碑店自杀。35军是傅作义多年经营的嫡系，鲁英麟是他在保定军校五期的同学，抗战时期的参谋长。

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傅作义名列第31。

1948年10月下旬，解放军在锦州、长春取得节节胜利，华北解放军开赴山西、内蒙作战，冀中解放区兵力空虚，蒋介石见有机可乘，特飞北平，令傅作义组织精锐部队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并炸毁石门。傅作义接受任务后，命令鄂友三的整编骑兵十二旅和郑廷锋的九十四军组成突袭部队，向石门地区挺进。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解放军的战略决战方向迅速移向华北战场。

1948年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许傅作义以东南行政长官职务。傅作义则提出“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表示要坚守平津，确保海口。回到北平，他错误估计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以后才能入关作战，便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局变化的方针，将其所辖四个兵团，12个军约55万人，收缩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北宁线的唐山，西至平绥线的张家口长达千里的铁路线上，成一字长蛇阵，并把北平、张家口、津沽划为三个防区，构筑碉堡群和城防工事。在兵力配置上，将本系军队置于平绥线，为退守西北边陲留下后路；将中央军置于北宁线，保障海上南撤和抵御东北野战军南下。但同时，傅也为自己留下了走和平道路的余地。[8]

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1948年11月，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央常委、组织委员会书记的彭泽湘，受民革主席李济深北平首任市长何其巩、余心清委托，专程从香港再赴北平，对傅作义展开工作，希望争取傅起义，和平交出北平政权。

1948年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杨成武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傅作义为保住西撤的通道，令35军三个师增援张家口。12月上旬，傅发觉东北野战军入关，急调天津附近的八个师到北平附近布防。令35军从张家口突围回防北平。35军突围后，即被华北野战军包围在新保安。至此，傅部西撤道路被完全切断。[9]

彭泽湘抓紧将中共中央赞成和谈的信息迅速转告傅作义，并进一步通过傅的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等做傅的工作，随时注意和关心他的思想变化；同时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不久，傅即派出他的正式代表崔载之携电台赴解放区与中共有关方面谈判。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准备迈出和平起义的关键一步。自北平被围后，蒋介石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赴北平要傅率部分两路南撤，一路自海路由新港撤青岛，一路由陆路经河北到青岛。傅作义以实际形势已不能作到为由拒绝。之后，蒋估计傅可能已与中共方面和谈，又接连派郑介民（国防部次长、军统头目）和蒋纬国到北平活动，蒋介石交蒋纬国带给傅的亲笔信中，还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词，表示对傅格外倚重，要他率部突围。傅均以“坚守北平”加以回绝。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窜到北平，表示如傅撤退，美海军可在沿海进行援助。

12月28日，傅作义派专机到包头将邓宝珊接到北平。邓是傅十分信赖的朋友，又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着友谊。邓宝珊到北平后，二人频繁地进行交谈。此时傅派出少将处长周北峰、民盟成员张东荪与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再次谈判，并草签了“会谈纪要”。傅对是否接受正有所犹豫时，经与邓宝珊推心置腹的交谈，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毅然决定派邓宝珊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再次出城谈判。[9]

1949年1月14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在通县马各庄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与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正式会谈，原拟谈判内容包括平、津、塘、绥四地实行和平解放。是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已下对天津总攻令，当晚天津解放。中共中央指示绥远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为此，双方就北平和平解放问题达成了协议。21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并颁布《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9]

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奉蒋介石之命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后到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中正意旨，傅作义答复很不明确，而且未向徐永昌透露自己已经和中共达成和平协议。此后，在军事上，傅作义提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取消，兵团、军、师一律不动的整编方案，最终未被中共接受，中共对傅作义部实行了打散合编的整编方案。在政治上，傅作义抓住《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中“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以及企业、银行、学校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的条款，力求将这一所谓“联合办事机构”变成自己与中共分享权力的政权。在该协议签订前，毛泽东已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人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9]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部按照和平协议开始撤离北平。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同日，北平城内的20余万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改编。[9]

1949年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共代表叶剑英径直对傅作义方面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在叶剑英建议下，该机构名称确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加上“接交”二字，最终从形式及性质上否定了傅作义的任何分权企图。傅作义在军事及政治上的谋划均迅速遭到挫折。[9]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正式的入城仪式，北平宣告和平解放。[9]

促成绥远起义

1949年2月22日至2月24日，傅作义、邓宝珊与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赴西柏坡，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此行与中共方面商谈了绥远问题。当时绥远尚在傅作义部下董其武手中，名义上仍受国民政府节制。[9]

此后，广州的中华民国政府积极拉拢绥远方面。绥远一直处于政治上在国共之间不明朗的状态。7月14日，傅作义在呈毛泽东的上书中，称蒋介石、阎锡山卖国，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滥炸人民、封锁海口，没有希望。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等人从北平返回绥远，以完成绥远起义。但傅作义也邀请徐永昌来绥远会面。9月17日，徐永昌、马鸿宾一行飞抵包头，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孙兰峰等人到机场迎接。

1949年9月18日，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举行，宣布绥远和平解放。与此同时，傅作义会见徐永昌，徐永昌企图策反傅作义。[9]

1949年9月19日下午四时许，傅作义召集干部开会，宣布发出通电，“祝贺起义胜利”。[9]

建国以后

绥远起义后，傅作义回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1949年10月1日，他以新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开国盛典。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并根据他本人的愿望，任命为水利部（后为水利电力部）部长。12月，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央军委又分别任命他为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傅作义上书毛主席，积极主张抗美援朝，并建议调原绥远起义部队赴朝参战。

1951年8月，绥远省军区改称绥远军区，仍兼任司令员。

1952年8月8日，绥远军区并入蒙绥军区，辞去军区司令员兼职。

1954年6月18日，绥远军政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9月29日派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兼国务院水利部部长。10月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常务委员。同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傅作义从1954年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后连任。

1957年5月24日，兼任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主任陈正人）副主任委员。

1958年2月11日，水利部并入水利电力部，仍任部长。

1959年，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

1961年8月28日，水土保持委员会撤消，被免去兼职。

1963年傅作义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10]

1965年1月，当选全国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2年10月17日，因病辞去部长职务。

1972年2月25日，他出席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的告别宴会后，当晚致函尼克松，称美国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放弃支持台湾的错误态度。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