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官员丽莎·鲁德丝正坐在办公桌前写一份新闻稿。今天是她值班，壁钟的时针正指向 8 点 45 分。她刚在稿纸上写下一行字，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一个自称是美国公民的人打来的，听声音年纪很轻，说是有要紧的事，想直接与使馆负责防务的官员交谈。

丽莎小姐在电话中对那位年轻的美国公民说：“我是鲁德丝小姐，我能帮助你吗?”

对方坚持要与一位防务官员通话，最好是个负责空军事务的，因为事情实在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丽莎小姐检查了一下电话录音装置，告诉对方：“这样重要的事根本就不能在电话中说，我们所有的电话几乎都受到苏联情报部门的窃听。”对方表示了解这个情况，他说：“但是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在‘克格勃’抓到我之前把一切都告诉你们。你们能派人来接我吗?我现在急需援救……”

丽莎小姐听得出，对方电话中的语气充满了恐惧。她很镇定地对他说：“这时你除了信任我已别无选择，把事情扼要地告诉我，如果我认为有必要，一定会找一名防务官员来。”

丽莎小姐翻开值班官员的记录本，根据对方在电话中的口述，作出了如下的记录：这位美国公民叫格雷格里·费希尔，今年 25 岁，刚从法国的一所大学毕业，昨天开着汽车到苏联旅游。今晚 5 点钟左右，费希尔的车子往莫斯科开来，经过鲍罗季诺时，他走访了古战场，并且在森林中迷了路。在鲍罗季诺以北的公路上，他遇到一个人，显然是受了伤，独自在步行。当那个受伤的人确信费希尔是美国公民后，才吐露真情。他原是美国空军飞行员杰克·道德森少校，越战期间在海防被击落。后来转到了苏联，他已经在俄国当了二十多年俘虏，被关押在鲍罗季诺附近的“伊万诺娃美容学校”。这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专门训练苏联间谋派往美国。在这所美容学校里关押着几百名越战时的美国战俘，逃出来的只有他一个人。道德森少校怕连累费希尔，不肯搭他的汽车，只是接受了他的地图和钱。费希尔告诉丽莎小姐，他现在住在莫斯科露希亚旅馆 745 号房间。费希尔在电话中的声音显得更为恐慌了，他说此刻有一个粗壮的男人正向他走来，可能是捉他的。他说自己穿的是黑色上衣、蓝色牛仔裤……

丽莎小姐告诉费希尔：“这时候你不能回自己的房间，到酒吧去!把自己介绍给说英语的西方人，有人阻挠你就叫喊，挣扎……我们的人在 10 分钟之内就到。”

丽莎小姐边说边在记录本上利索地记下了 1987 年 11 月 25 日晚 8 点 50分。

对方挂断电话后，她立即请来空军防务官员萨姆·何里斯上校，让他听了电话录音。

何里斯听完录音，立刻开车前往露希娅旅馆。旅馆的守门人向他要住房证。何里斯说了声：“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挥手如入无人之境。

何里斯先在旅馆休息大厅走了一圈，没有看到可能是费希里的美国青年。他心中一沉：事情不妙!

何里斯上校又从人群中挤进酒吧，用俄语问女招待：“我想找一个穿黑上衣、蓝裤子的年轻美国人。”

正在拌和饮料的女招待连头也没抬，告诉他：“没见过这样的人。”

何里斯上校离开酒吧，又乘电梯到七楼，对一位金发女服务员说：“我找费希尔，美国人。”女招待摇摇头，什么话也没说。何里斯发觉女招待面前的钥匙板上缺少 745 号房间的钥匙，他就自己找到 745 号，用力敲门。门内有人问：“谁?”

何里斯说：“我是美国大使馆的。”

745 号房间的门打开了，一个大腹便便、睡眼惺忪的中年男子问道：“有什么事吗?”

何里斯说：“我找费希尔先生，他住 745 号房间。”

中年男子说：“不，他不住这里，也许你记错了房号，到 475 号试试。”说完就使劲地把门关上了。

何里斯知道，再站在这里已毫无意义，“克格勃”早在他到来之前下了手。他又回到酒吧，找到一个叫威尔逊的英国人问：“我找一个美国朋友，二十四五岁，叫费希尔。”

威尔逊想了想说：“好像见过，和那边两个法国人在喝酒，多贪了几杯，喝醉了，被旅馆里的两个人扶出去了。小伙子性子暴，被人硬扶出去的。大约是 15 分钟到 20 分钟之前的事。”

何里斯又来到两个法国人的酒桌上。那两个法国人确信他是美国大使馆的人之后才告诉他：“费希尔确信有人会抓他。他让我们有机会转告美国大使馆的人，那个美国飞行员叫道德森，以前关押他们的地方是‘克格勃，的学校，大约关了三百多美国飞行员。”那两个法国人还说：“我们怀疑有人在费希尔的酒中下了麻醉药，他刚喝了几口就被人架走了。”

何里斯回到大使馆，将费希尔的录音放在情绪分析仪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声音的确很紧张，不是“克格勃”开的玩笑，第二天一早，他就叫助手阿列伟给国务院发电报，调来费希尔的护照相片，然后再设法寻找。

阿列伟说：“上校先生，迟了。

20 分钟前，领事馆接到苏联官员的电话，费希尔遇到车祸，他没系安全带，车子翻倒在从明斯克往莫斯科的公路上，胸部及头部受到致命的伤，叫领事馆派人去认领尸体。”

何里斯说：“谋杀!他们为什么要杀费希尔呢?”

阿列伟说：“他看到了他不该看到的，听到了他不该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