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历史大环境造成的。本身他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前期口号为"自强"，后期口号为"求富"。

洋务运动

国内背景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

维护清朝统治，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及先进的技术，这样一部分人被称为洋务派。在此之前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学习西方国家的优点以增强国力，例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因为清政府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填补了外国侵略者的肚子，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枢执掌大权的恭亲王奕䜣等人，并没有因为这种“和局”的出现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李，左诸人都为剿灭太平天国而建立殊勋，他们在借助外国侵略者对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眼看到了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的“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于实践他们“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一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二是在中外“和局”的条件下，徐图中兴。[2]

国际背景

从十三世纪开始，世界的大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农民和手工业者经过长期劳动，积累经验，改进了生产工具，农业得到发展。纺织、冶金等开始出现机器。不仅提高了产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分化出各种不同的阶层。在新航路的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至洋务运动发生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初步完成，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个新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整体化和近代化。讲究统一的世界市场，分散、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纳入整体中。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洋务运动试图走近代化的道理，在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下，中国比较被动的卷入。当时中国没有经过长期的积累，没有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世界大势是分不开的。[2][2]

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3]其分类思想就是“师夷制夷”、“中体西用”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后四个字“中体西用”，表明洋务运动与本国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学与西学各自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即以中学为主体，西学为辅用。“师夷制夷”、“中体西用”

，也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处理中西民族国家关系及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原则。在洋务运动时期，从冯桂芬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的“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都是作为一种理论服务于“求强”、“求富”这一洋务运动主导思想的。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从字面上，一字不差地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是《万国公报》的编者沈寿康。1896年四月，他在《匡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术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西学”，最初都是作为学问提出来的。“中西学问”对于社会，对于一个政权，对于统治者来说，本来都是“用”，沈寿康在此以“体”“用”处分，并非是作为目的与手段之分，而只表明主次。这种主次之分，是“为华人计”。是为了发展中华民族，是为了在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维护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在中西文化大交流中，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不仅要保留使用中国的学问，而且要将其放在主要的地位，还要使西学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华民族服务。因此，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非常简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想倾向，甚至可以说，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以先进的西学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口号是一面爱国的旗帜。因此，它在中国的大地上，风行数十年而不衰。新老洋务派思想家，不断热举起这面旗帜，并不断地阐发这一口号的内容。